我出生在書香門第，父親陳登原是原西北大學歷史系二級教授。在四十歲不到時，父親就出版了兩卷巨著《中國文化史》，這是中國文化史研究早期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被稱為“民國時期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必讀書”。
我一生發表了很多論文，國內40篇、國外335篇，著有一本330頁的英文專著《彈性力學中多裂紋問題》，出版于英國，還有一些應力強度因子計算結果被收錄于日本學者Murakami編的《應力強度因子手冊》上，篇幅占101頁。這些論文和著作的出版受我父親的影響至深。
1952年，我考入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就讀本科。后因為國家建設需要，分配到（不是因為成績低）專修科，畢業后分配到咸陽西北工學院擔任助教。
在西北工學院期間，我面臨的首要擔憂是：“一個專修科畢業生如何在大學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地？”我沒有退縮、沒有膽怯，我在奮斗中找尋自己的人生。
工作之余，我自學蘇聯Smirnov的高等數學，又在自學彈性力學。基于這些日積月累的努力，1962年，我終于在《力學學報》上發表了首篇論文《冪強化時無限寬板的純彎曲》。當時，西安地區在《力學學報》發表論文的共有4人，其他3人均為二級教授。這篇文章的發表奠定了我在高等學校立足的基礎。日后，我在彈性力學、斷裂力學方面取得的教學成績和研究成果都來自于當年的自學和努力。
當溫暖的改革春風吹遍神州大地時，我正在西北工業大學工作，高等學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首先是恢復了高考，在優秀的學生中招收新生，學校又恢復了清亮悅耳的讀書聲；二是恢復了研究生招生，后備人才不斷涌現；三是建立了科學基金制度，學術研究和技術進步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四是派送了大量人員出國深造；五是恢復了學術刊物的出版；六是建立了優秀研究成果的獎勵機制。
在這樣的浪潮下，整個學術界都在破浪前進，我也成為一個幸運兒。70年代末，力學界傳來許多信息，斷裂力學和有限元方法是兩個新生的學科。此外，計算機的應用讓力學研究有了一個強大的工具。就在這個時刻，我日夜努力，在開裂扭轉桿應力強度因子的計算上做出了貢獻，這一研究成果刊登在美國《工程斷裂力學》雜志上。那個時候，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的人寥寥可數，這篇文章也獲得了1979年陜西省科技成果一等獎。
當時，西北工業大學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凡是助教講師開新課時，都要進行試講。”領導安排我從事研究生班和力學師資班的彈性力學教學，但沒有進行試講。讓一個從未進過彈性力學課堂的人去上彈性力學課，這成為當時的一個美談。報之以桃李，在研究生彈性力學教材中，徐芝綸編著的《彈性力學》中缺乏變分原理的章節，我把一本俄文教材的有關章節翻譯成中文，逐字逐句在課堂上教給研究生。當時我為碩士研究生上了120小時的彈性力學課，遠遠超過一般標準。不計勞苦、不計報酬，不正是我們這一輩人應有的工作態度嗎？
1984年，我調到江蘇工學院（江蘇大學前身）工作。學校領導的關心和幽雅的學習環境，客觀上為廣大師生建立了一個拼搏前進的家園。那時候，計算機的應用為各行各業開辟了廣闊的前景，學校引進了Vax計算機，讓我可以足不出校就能算出想要算的結果。同時，我申請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有了開支一切研究費用的基礎。期間，我還被推薦為全國優秀教師和江蘇省優秀研究生教師。
曾經，學校有一個30年教齡的紀念活動。正值我30年教齡之際，學校在南京某高樓旋轉餐廳安排了一場宴會，很不巧，宴會時間和上課時間沖突了，我就放棄了美味佳肴，按時為研究生上課。
到2003年，我和團隊已在國內雜志上發表了40篇學術論文、在國外雜志上發表了223篇論文，出版了300多頁的英文專著《斷裂力學中的多裂紋問題》。
任教期間，我多次獲得“中國大陸高被引學者”稱號。退休后的近20年里，我仍有100多篇論文發表在國外力學雜志上，“退而不休”是我工作精神的真正寫照。
我還記得，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袁壽其書記，他停下腳步親切地對我說：“我已經把你主持的研究工作推薦為省科技成果一等獎。”那時的情景還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我常常在工作之余捫心自問：“若是沒有黨的堅強領導，若是沒有學校的培養，你能取得這些成績嗎？”黨的二十大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作出了全面部署，而我們都是千里長江中的一滴水，向著東方、向著陽光，站在喜馬拉雅山巔上。
（作者為我校土木工程與力學學院退休教師，2024年12月19日因病逝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市漢庭頓醫院，享年91歲。他是我國斷裂力學領域集大成者，曾連續五年榮登中國高被引學者榜單。“在有限的時間里多做些研究，給后輩們留下一些財富，即便是一個公式或者是一個技巧也好。”這是陳宜周教授一生追求的學術理想，也是他矢志不渝的學術情懷。校報特別刊發陳宜周教授的此篇文章，致敬他在力學天地里豐厚挺拔的一生。）
